四十年前的首次国会改选（台湾七十年代之四）-张铁志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在政治的安定之下，追求社会经济的进步，但到了今天，上层结构的僵化反过来构成社会经济再进步之阻碍。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迈向现代化，在进步中求安定，上层结构的改革是必需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新生的经济社会的力量投射到政治权力结构的层面来。」

这是1971年，《大学杂誌》的要角陈少廷在这本杂誌上所写的。他说的上层结构的改革，指的是中央民意代表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陈代谢问题，乃成为全面革新问题中最首要、而且也是最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一年之后，也是距今四十年前的1972年十二月，台湾终於进行了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改选。

选举制度的改革原本是威权体制为了回应社会压力的解压策略，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非国民党人士开始透过一次次的选举组织起来，要求政治改革──而国会全面改选正是后来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只是，七零年代初的诉求要到二十年后才终於实现：1992年底台湾举行国会首次全面改选。今年底正好分別是这两个歷史时刻的四十週年与二十週年纪念。

1970年代初可以说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关键起点，或者说是战后国民党威权体制出现巨大裂缝的开始。但在既有的歷史论述中，这场1972年的选举以及1970代初期的官方与新兴民间力量的博奕，是被高度低估的。

战后国民党统治下，中央民意代表（国会大会代表、监察委员、立法委员）是在大陆选出来后，为了维持法统而一直未进行改选，民眾只能参与县市级以及省议会的选举。其中，的確有少数活跃的反对派议员，如在省议会有所谓「五龙一凤」的六位知名非国民党议员。1960年，「自由中国」的雷震和非国民党的地方议员企图组织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却遭到国民党镇压，雷震入狱，组织反对党的尝试也告夭折。

到了六零年代末，国民党意识到许多中央民意代表已经凋零，需要进行某程度的新血，所以国民大会在

1966年三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正案，规定中央公职人员可以进行补选。1969年十二月进行来台后首次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选出国大代表十五人（均为国民党藉），立法委员十一人，其中三名为无党籍：黄信介、郭国基、洪炎秋。但这些民意代表也是不用改选的万年代表。

然而歷史的裂缝已然乍现。

1970年，爆发钓鱼台事件，次年在岛內出现学生为主的保钓运动，打破了多年来沉默的校园，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在校园举办討论会，並且把议题转化为「政治革新」。也是在70-71年，尼克森访问北京，台湾退出联合国，造成国民党政权法统地位的重大危机，台湾人心惶惶。而此时，正是蒋经国准备接任行政院长，掌握国家大权，需要一方面与党內旧权力集团进行权力斗爭，另方面在社会上建立改革形象。

1970年底一群年轻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中央座谈后，集体加入1968年创刊的《大学杂誌》。原本蒋经国试图结合年轻的知识份子，但1971年正式改组后的大学杂誌，批判强度却超过蒋经国的设想，且结合学生的保钓运动与校园运动。

1972年10月，《大学杂誌》刊出由杨国枢、张俊宏、陈鼓应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的《国是諍言》，討论国会改造、政治革新与法统延续等敏感问题。同期陈少廷发表文章〈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兼评周道济先生的方案〉指出中央民意代表已经失去民意代表性，並写下本文开头段落。十二月，陈少廷在台大与周道济辩论这个议题，全场爆满。

长久以来，台湾民眾可以选举省议员，却不能选举中央民代，是明显的不合理。尤其面临当时的国际危机，年轻世代深感必须发愤图强，而唯有政治改革才能救国，国会改选於是浮上政治议程。因此，面对政权危机，国民党72年三月，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临时条款」修正案，授权总统订颁定办法充实中央民意代表。六月，正式颁佈新办法。

72年底台湾举行第一次的「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开始此后的定期国会改选。在这次选举中，康寧祥、黄信介都在台北市高票当选立委，他们犀利的口才与猛烈的批判在民眾中捲起旋风。

1975年，康寧祥、黄信介和曾为大学杂誌要角的张俊宏创办「台湾政论」──这是第一份本土色彩强烈並且和七十年代以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的反对派杂誌。到了1977年的选举，康寧祥、黄信介更开始串连起全国各地的「党外」人士，「党外」开始成为一个「没有党名的党」。

四十年前的首次增额立委选举开启了日后台湾民主运动的可能性，让党外人士以选举为中心进行群眾动员和组织串连，甚至可以说，七零年代以降的反对运动是伴隨著选举机制而逐渐形成，並因此塑造了主流党外运动的性格──这不仅让党外运动在八零年代出现群眾路线与议会路线间的爭议，並让社会运动在政治民主运动逐渐边缘化，更让台湾的民主化路径成为由执政党主导的和平转型。

可以说，四十年开始的这场选举深深决定了后来台湾民主转型的特质。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