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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声中遗忘历史的宝岛一村

由知名剧场导演赖声川、台湾综艺节目重要推手王伟忠联合担任编剧与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从08年开始,在台湾、大陆巡迴演出多场,本月来到香港演出。
 
「宝岛一村」是关於台湾眷村的歷史,主角是这个嘉义眷村中的几户人家,从1949年村子创立开始,到八零年代之后眷村被拆迁的故事。
 
在香港的剧院中,全场被一个接一个段子逗的开心笑著,到最后也有人哽咽。但在黑暗中的我这个台湾人,一个眷村长大的小孩,却丝毫笑不出来,只有失望。
 
台湾的眷村是国民党来台之后,安置军人及其眷属居住的小区。一开始因为「他们」──政府和人民──相信这只是他们在台湾的临时居所,国军很快就会「打」回去,所以居住环境十分简陋。没想到,他们就这样落地生根,在这里过了一生,为台湾写了歷史。
 
有大陆人说,眷村类似大陆的「大院」,但其实不论是歷史脉络或是社会结构的意义,都相去甚远。但眷村是台湾歷史上独特的一套制度、居住空间,和族群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眷村其实象徵了1949年后外省人在台湾的社会位置:他们是被围著眷村的那道「竹篱笆」隔离於本地社会,从语言到生活文化上,因此造成他们和本省人(「本省人」包括闽南人和客家人,但大都指闽南人,以前也直接叫他们「台湾人」)之间的距离,甚至某种不信任。当然,许多眷村人走出了圈子,在外面读书、工作,和本省人通婚,但也有许多人的世界还是以村子为主,或者始终维繫著他们在村子中养成的世界观。
 
进入八零年代,台湾开始巨大的政治变迁,民进党出现了,本土化力量崛起了,眷村外省人原有的秩序开始瓦解了,政治不再是他们熟悉的政治,社会也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也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开始推动眷村改建与都市更新,他们的村子,他们的社区,甚至他们的家,也逐渐崩解。眷村人被迫走入走进一个新的台湾。
 
「宝岛一村」似乎企图要呈现这样的歷史变迁,但整场戏大部分是廉价的综艺笑话和简单的温馨与感伤,没有歷史的反思,没有对眷村的特殊性有更细腻的探索。
 
因为这段歷史的荒诞和哀伤太过於巨大,所以当然好笑或者感伤,尤其是对於对这些题材相对陌生的大陆和香港的观眾来说。比如,两岸开放探亲后,许多外省老人第一次回回到大陆老家,见到(或者没见到)四十年不见的老父老母,甚或四十年前刚娶的妻子,这无疑是令人颤动的时代悲剧。但是,「宝岛一村」对这些故事呈现,只是简单的感伤贩卖,彷彿我们还活在九零年代初期,刚认识这种歷史捉弄人命运的无奈。
 
又如女主角二毛曾经一度激动的提到,「这围墙里都是假的,外面才是真的!」,或者「这边所有的人都走不出去」。这其实应该是问题的核心,但在剧中她突然这么说却很突兀,缺乏铺陈。毕竟眷村第二代年轻人看到外面的世界,再回头看村子里中那个紧密的小世界时,他们的思索与挣扎应该是最精采的部分。
同样,台湾出现「党外」民主运动后,对眷村人的党国信念是一个很大的衝击。剧中女主角简单交代说有一个在党外工作的男友,而最后把他带回村子吃团聚饭,以表示族群和解。这同样是简化了最核心的社会矛盾,因为这个女主角很可能会面对爱情与政治的矛盾( 如果她支持国民党),或者她自己的政治观是支持党外,而必然会在家中產生家庭革命。
 
剧中两次点到白色恐怖有关的事件,一次是有人因匪谍罪而「消失」,另一次是主角之一的父亲被情治单位带去问话並刑求。那位父亲回来了,但我们看不见他的恐惧,而只有搞笑。然而,一个忠党爱国的退伍军人被情治单位带走数天,这对整个家庭和邻居会是多么严重的影响?这些笑话化解了恐怖,却也化解了所有歷史的重量。相对的,在另一齣关於眷村生活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导演杨德昌同样以以一段涉及白色恐怖的段落来凸显那个时代的威权统治,就显的深沈而真实。
 
那確实是一个阴暗的时代。
 
总的来说,「宝岛一村」呈现了眷村生活中的趣味与哀愁,爱情与成长的无奈,以及最终人们离乡背井的感伤,但许多故事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而不只是眷村。如米兰昆德拉说,生命和歷史都是谬误,也都是玩笑──这確实是宝岛一村和眷村人的命运。但这些玩笑本来是应该让人笑不出来,但「宝岛一村」却让人发笑之后,遗忘了真正的生命和歷史。
 
(本文原刊登於新世纪週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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