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办一本社会主义杂誌」吧。三十岁的苏庆黎在台北大街上跟作家陈映真如此说──那是1975年，在1968年入狱的陈映真才刚回到社会。他的回答是：你有没有神经病？

 

但当然他是愿意的，尤其她对这本杂誌的描述是「一个进步的、人文的、思想性、综合性杂誌」。彼时苏庆黎也因为张俊宏认识了另一个出狱的政治犯陈明忠，希望他帮《夏潮》募款。但就在苏庆黎拿到钱的次日，陈明忠再次被捕，並以「企图武装暴动」名义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除了这两个左翼政治犯的协助，来自苏庆黎基因中的左翼传承，是他的父亲，台共领导人苏新。他在1947年二二八后从台湾逃到上海，后来託人將妻子与46年出生的苏庆黎带到台湾，但妻子旋即被捕，苏庆黎由姑姑带大。然而，到大学之前，苏庆黎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为那是一个黑暗的不可言说的禁忌。但是，她也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文艺青年：从小看「自由中国」，进入台大哲学系后认识一群具有批判思想的学长如王晓波、王杏庆，参与保钓运动、帮忙《大学》杂誌编务，在反越战思潮中认识左翼思想。而后张俊宏在1975年办《台湾政论》时又找上苏来参与写稿，苏因此认识更多党外政治人士。或者说，苏庆黎已经结识了各派的反对派人士。

 

1976年，苏的前夫办了本综合性的杂誌《夏潮》，第三期找苏庆黎来编。第四期开始，在陈映真的协助下，他们开创了人们所熟知的「夏潮」──七零年代以后中期台湾最鲜明的左翼文化/社会力量。

 

在1976-1979年被停刊为止，《夏潮》集结了不同人马：从大学杂誌就参与的、被归为「民族主义社会实践派」的王晓波、陈鼓应、王杏庆、王拓等；现实主义派的文学作家；研究台湾歷史或文学的林载爵、李南衡、林瑞明、黄煌雄、叶石涛；还有在海外深受左翼思潮洗礼而刚回来的蒋勋、王津平、林俊义等。从现在看来，这个名单包含了统独的不同光谱。

 

夏潮具有强烈的左翼色彩：为底层人民发声、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也同时有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色彩。如同此前的《文季》（见上期专栏），《夏潮》鼓吹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在1977年积极介入乡土文学论战。当《文季》开始挖掘与整理日据时期文学作家作品，《夏潮》更开始书写日据时代的农民与工人运动史、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分析政治经济问题，並尝试將台湾的反日抗爭连结到中国的国民革命：两者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夏潮》也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报导和评论：如劳工问题、工业污染问题、赌博问题、农民问题、娼妓问题、渔民问题、原住民问题、翡翠水库问题等。

 

对右翼独裁政权的国民党政权来说，社会主义是最大的禁忌──战后初期国民党大规模扑杀一切左翼力量。进入七零年代，「民族」与「乡土」的文化创作与反思成为新的时代精神，这个风潮让《夏潮》的核心人物可以合理地注入他们的社会主义价值。按陈映真的说法，夏潮要对抗的是一方面是是五○年代政治肃清后，以极端反共意识形態和戒严体制为轴心的反共国家安全主义；另一个是主张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反共的思潮。

 

1977年底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党外获得的空前胜利，过程中並爆发了警民严重衝突的「中壢事件」（见下期专栏），增强了政治气氛的浓度，这使得《夏潮》更加关注政治问题，如在78年大量报导党外政治人物，12月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更製作了五十页的选举专题。在这次选举中，夏潮系首度投入选举，有三人参选：小说家王拓、杨青矗和台大哲学系的陈鼓应，苏庆黎则受邀参加「党外巡迴助选团」。夏潮和党外运动的紧密结盟，也在內部引起爭议，因为许多左翼人士是不承认资產阶级民主的选举。但苏庆黎认为台湾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步民主，所以「介入反国民党的民主运动是必要的」。然而，就在选举前夕的十二月十六日，美国宣佈与中共建交，国民政府发佈「紧急处分」下令停止选举，次年一月《夏潮》和另一本党外刊物《这一代》皆被勒令停刊。
但夏潮系继续在1979先后出版《鼓声》（只出一期）、《春风》（只出两期），苏庆黎並担任也是79年创刊的《美丽岛》杂誌编辑。然而，这是大风暴之前的集结，1979年十二月十日爆发「美丽岛事件」，多人被逮捕判刑，苏庆黎也在被审讯二个月后因罪证不足获释。

 

在78-79年夏潮和党外运动的合作中，其实有著出现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所谓的「中智阶级」为基础，主张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主义，另外则是夏潮的左翼路线。八零年代的民主运动看似含括两者，但前者越来越成为主流，尤其是民进党成立后，后者的左翼统一路线则越来越在台湾社会边缘化──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左，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而与台湾的反对力量脱节。当然，反对运动中左翼的式微，也使得民进党主导的民主运动缺乏进步的社会经济政策。

 

苏庆黎於2004年病逝北京。夏潮至今仍在，只是已经激不起任何潮流了。

 

 

本文刊登於《新世纪》杂誌，2013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