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朋友对他总是无限敬意和喜爱，这倒不是因为四十年做的事，而更多是他过去十几年一直在民间社会从事人权运动，以及很少人到他这个年纪却仍然不懈怠。

 

不过，四十年前，他確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纽约开枪刺杀蒋经国──虽然他並没有打中。

生於1937年的黄文雄，如同那个世代的台湾人，经歷了日本皇民化统治，1945年日本战败后对回归祖国的期待与失望，二二八事件的枪弹与血腥，以及五零年代肃杀的白色恐怖。

 

也是在五零年代，他的青年时期，他被「自由中国」所启蒙。进入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认识了一些来自东南亚的侨生和美国来的学生，从他们口中接触左翼思想、禁书和美国民权运动。反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思想日益萌生。

 

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两名学生因为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而被逮捕，深深震撼了和他们有来往的研究生黄文雄。这一年他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

 

彼时的美国正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整个社会被青年力量巨大地翻搅。尤其到了六零年代后期，运动者的气氛开始从抗爭转向革命──不了解这个气氛，就无法理解为何黄文雄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

1968年四月，马丁路德金恩博士被暗杀，让无数美国黑人与白人陷入悲伤与愤怒。因为他一直主张非暴力的和平运动，最终却死於暴力，而几年来的校园反战运动也无法阻止美国继续轰炸越南。於是，黑人运动中出现了主张武力反抗的「黑豹党」，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学运组织「民主学生联盟」也出现了主张暴力行动的派系「气象人」──他们製造炸弹放置在公共或商业建筑。除了美国，德国、日本及许多地方的学生运动都开始「走向革命」，他们相信非如此不足以阻止越战，或者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他们也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革命，激进气氛瀰漫著校园。

 

彼时黄文雄正在在康乃尔大学念社会学博士（同时期李登辉也在康乃尔大学念书），在学校中他和左翼学生多所来往，深受影响。1969 年四月，康乃尔大学的黑人学生持枪佔领宿舍，抗议学校的种族主义和建立黑人研究的速度太慢。其中的几个领导份子都是黄文雄的朋友。当然除了参与美国左翼学生组织，黄文雄也参与了台湾人的异议组织。

 

这一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准备一步步接他父亲的班。

 

1970年4月18日，蒋经国赴美访问。在美国的台湾人团体进行各种抗议，如当他在白宫访问尼克森总统时，他们在白宫前举行反蒋抗议，散发传单：「台湾需要的是自由，不是军援！ 」 

 

4月24日，蒋经国到纽约市的广场饭店（Hotel Plaza）参加餐会。已经计画数天的黄文雄终於等到这一刻，他突破警察封锁，对著蒋经国开了一枪，但他的手当场被警察打开，没有击中蒋经国，並且当场被逮捕。在被数名警察压在地上时，黄文雄挣扎著吶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s！”这句话也是他的故乡岛屿上无数人的心声。

 

在被起诉后，他竟然得以弃保逃亡。这又是一段传奇。

在国外流亡26年期间，他参与许多国际人权工作，但是为了保护他的朋友们，这段经歷他始终没有公开说明。

 

黄文雄在日后解释他之所以要进行刺杀计画，主要是希望打乱蒋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计画，挑起国民党党內权力斗爭，藉此鬆动那一个「超稳定」的高压统治，以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打开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参与美国学运的左翼青年，他也「私心希望多少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个考虑，那时大发越战財的台湾已是美军的后勤基地。」 

 

1996年，台湾解严后的第九年，黄文雄终於回到台湾公开露面。他是台湾最后一个海外黑名单。

回台后，黄文雄一直持续从草根人权工作，曾担任臺湾人权促进协会会长等职位，而没有像大部分知名异议份子享受民主化之后的政治名位──他曾经一度担任陈水扁时期的总统府人权諮询小组委员，但是后来因为不满陈水扁的人权政策而辞去。今年政治大学颁给他荣誉校友，他也没有出席。黄文雄不在乎任何名位，而是念兹在兹地为人权而努力。

 

当年的那一枪可以说是打在台湾歷史的关键时刻。台湾的政治转型正是从那之后开始：保钓运动、大学杂誌、蒋经国的「革新保台」、72年增额立委选举。有人说，是那个未遂的刺杀，刺激了蒋经国思考为何台湾人如此痛恨国民党，因此推动改革。他是否真的这么想，我们无从得知，而那一枪是否真的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启动鸣响也很难论断。重要的是，从彼时之后的民主化进程至今还有许多未臻完好之处，还有许多公民的权利保障需要被建立。所以，黄文雄从不懈怠地继续阅读、写文章、上街头，直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停留在四十年前那一枪 。

 

（本文刊登于新世纪週刊201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