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过世的当代著名歷史学者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史」一书中说，六零年代的青春衝动不是为了了解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在另一篇给「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文章中，他说六零年代是作为青年人的黄金时代，所有事情都似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变，而且世界似乎被年轻人所支配。

托尼朱特並不只是一个客观的歷史研究者，而就是六零年代激情歷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另一位知名史学家霍布思邦说，他和朱特两人都知道，二十世纪歷史只能被经歷过这个时代所以想成为歷史学者的人充分理解。生於1948年的朱特回忆说他在十四岁时，披头四发行Love Me Do；三年后，迷你裙诞生，而「我的年纪大到可以欣赏他们，又足够年轻可以佔他们便宜。」而他二十岁时，正好是那个魔幻的1968年，於是，「我起来反叛」。

他確实行走正处於风暴中的几个西欧城市。

那一年三月，他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前参加反越战游行（滚石乐队的主唱Mick Jagger也去了），五月他到了巴黎去呼吸真正的「革命」空气。但即使巴黎这个巨大的革命剧场，佈置了石头和暴力做为丰富的道具和剧码，但朱特觉得抗议青年们仍有些不严肃性──他们在抗议中仍谈论著夏日旅行计画。他说，最让法国思想家雷蒙阿宏生气的事情，就是抗议青年们都在享受乐趣（having fun）。

青年朱特又接著去了德国，並且发现那里的革命者严肃多了──尤其对「性」很严肃。他的观察是：英国学生对性幻想了很多但是做的很少，法国学生做了很多但是把性与政治分开，但在德国，政治就是关於性，而性大部分是关於政治。「隨性的性交是让一个人解除对美国帝国主义幻想的最好方式，而且代表一种对他们父母辈的纳粹余毒的精神治疗式的清除。」

的確，六零年代欧洲青年的反叛，更多是一种文化反叛，而不是政治革命。在西欧，隨著史达林的残酷被揭露，和匈牙利的反抗被镇压，共產主义在西欧逐渐破產。不过，当时的新左派发现了另一个马克思，一个非列寧、非史达林，存在於「1844经济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年轻马克思似乎一心一意要解决特別现代的难题：如何改变「异化」 意识，使人类不再无知於自己的真实处境和能力；如何扭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轻重缓急顺序，把人类摆在他们自身存在的中心；简而言之，就是如何改变世界。」朱特如此说。

人们开始阅读葛兰西、罗莎卢森堡，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而马库塞成为新的青年导师。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中仍然存在著压迫，但「如果压迫没有使得人们上街，那么必定是进入了人们的灵魂，以及他们的身体。」因此身体和情慾解放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虽然朱特是六零年代西欧的反抗青年，但是，他对於他的西欧同辈人却评价不高的。因为，当时真正的革命之地在东欧，「对革命有兴趣的人应该去布拉格，因为那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或者华沙，因为在那里我们年轻的同代人冒著驱逐和囚禁风险去追求他们的理念和理想 。」他说西欧人谈著反叛，但这些反抗是为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之中某些勇敢的灵魂可能会去坐牢，但很快就可以回家吃中饭。」

我们可以理解朱特做为一个坚定的反极权主义者，对两地评价的巨大差异。

然而，六零年代巴黎墙上的口號和涂鸦、伦敦和利物浦的摇滚乐、德国青年的情慾解放，难到真的没有改变世界？我深信是有的。当东欧勇敢的革命者让我们认识共產主义体制的本质，西欧抗议青年让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困境，让我们认识了权力与知识的关係，让性別关係更为平等，让同志起来爭取他们的权利。

无论如何，走过1968年，走过1989年，走过2011年从埃及到华尔街的抗议，人们还在继续寻求那个想像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