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人说韩寒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他果然不负这期待，开始谈起了革命、民主、自由的宏大命题，並引起了广大爭议。

 

韩寒的主要命题是「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 不可能出现天鹅绒革命，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例如，错车时不开远光灯。

 

韩寒是对的：一场革命確实可能带来新的独裁者，也未必能带来民主。

 

但韩寒也是错的，首先，革命不是人民要不要的问题：民眾可能会起来去街头抗议，统治者可以选择镇压、妥协，或者抵死不从，最后下台──最后一个选项是天鹅绒革命或者埃及的广场革命；所以关键是民眾与统治者之间的博奕。其次，之后的新政权是否是真正的民主，端视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力量的强大；例如埃及革命之后確实没立即出现美丽的民主，但民眾继续在广场上为他们的理想抗爭。所以不论革命前或革命后，决定民主能否到来，都是人民力量是否够强大。

 

这涉及到韩寒文章的核心：天鹅绒革命不会出现，因为民眾素质不够。

 

韩寒在某方面是对的，他说，现在中国人的不满都是关於个人利益，而不是普遍的自由或正义问题。

但韩寒是错的。因为他说对私利的关注使得人民没有力量：「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別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但一来，韩寒低估了民眾素质，因为从大连到乌坎、从城市到农村，中国民眾已经证明自我组织的能力以及关心公共利益的素质，不论是发电厂、PX或者被卖掉的集体土地，看起来是私利，但对当地社群来说，仍然是公共財。所以，但今天是在一个农村或一个城市为了权利被侵害而团结，谁能否定下一次若出现规模更大的问题或腐败，他们不会团结起来可以给予政府压力。

 

三来，正如他自己指出的，「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並不悲观。 」的確，时代常常是青年所改变的，看看今年从埃及到华尔街的抗议与革命行动。所以这个互联网的世代可能正是当前改变中国的主力，而不用等到未来。

 

韩寒是对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歷程」，他这个担心也是正当的：「民主不是適合不適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並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並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 

 

但韩寒是自我矛盾的，因为他始终没有说，现在中国该如何提高国民素质。事实上，正是因为民主的复杂，所以现在需要不断地透过民主实践中学习，不论是独立参选、是民眾抗爭、是成立独立的NGO，或是社会的自我组织──这其实就是公民社会。没有什么真正成熟的一天，人民的素质就是在民主实践过程中提高的。而在一个全能主义社会下，民眾必须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去爭取人民的权利/权力，去壮大公民社会，而不要自我预设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因此，他的这句话更是矛盾：「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因为这没什么好遗憾地，要执政者配合就得给执政者压力。

 

韩寒正確地认识到「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討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著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 但他更应该知道，如果你自己先缴械了，那么执政者无论如何是不会把东西送给你的。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1/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