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我受邀去香港书展讲座，另外有机会应Co-China之邀与黄耀明做一场「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吗？」的对谈。

一直都很欣赏黄耀明。当然都是从达明一派开始。不论就音乐表现、社会意识，乃至造型风格，达明一派都无疑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先锋。虽然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但现在都未见褪色。

单飞之后，黄耀明继续在乐坛保持独特的姿態，在主流与独立音乐中保持平衡的音乐人。即便到如今，华语音乐圈好像也只有极少数如陈珊妮或张悬是如此。而且不只他个人，他的公司「人山人海」底下的音乐人也都具有这样的特色。

音乐之外，黄耀明更特出之处是长期与NGO合作，参与推动社会议题，从关怀爱滋团体AIDs Concern、乐施会(Oxfam)、到绿色和平。对我们这些在台湾不断尝试与音乐人合作来推动社会运动的人，总是非常羡慕香港有明哥这样的角色。在台湾，愿意与社运合作者大都是独立音乐人，而少有主流音乐人：公平贸易对他们太遥远，反核对他们太激烈。

最近一年，我与明哥开始出现一些交集。先是他在微博上谈到我两本书写音乐与政治的书「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而后，一份新办的电子杂誌创刊號邀请明哥重新演绎、录製二十年前达明一派的老歌「天问」，並邀我写了篇文化评论。然后有了这次对谈。

对谈的时间正好刚过七月一日香港人上街游行不久。七一游行已经成为香港每年传统，但今年香港政府禁止游行者在街上玩奏乐器，引发眾怒。黄耀明也公开上街，並且说「人本身就是乐器，禁止不了」。

这也成为我在这场对谈的开场谈话。总有人问我，摇滚乐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吗？我说，往往掌握权力者比音乐人更相信音乐的力量，因为他们总是要禁止某些歌曲，要压抑音乐。然而，音乐真的可以煽动顛覆国家政权吗？无论如何，这次七一事件再次证明政府对音乐的恐惧，为我的「声音与愤怒」命题提供了最佳註脚。

此次对谈，他不仅带了许多他个人喜欢的「政治性」唱片（这个「政治」是广义的，如性別政治）来分享，也精彩而深刻地阐释一些观念。

黄耀明说很多人问他是不是一个很政治性的歌手，他都会说，「我们没有选择，因为我们都「被政治」了，所以我用我的音乐会回应这个时代。」但他不认为什么议题都可以放进歌曲，因为这样变成一种政治宣传。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虽然我关注抗议音乐，但是不同音乐人介入社会的不同方式：有的人高唱抗议歌曲，有的人不一定直接书写社会批判，但是愿意用行动支持。而即使抗议歌曲，也应该要有音乐美学的高度，而不只是教条的宣传。毕竟，音乐的力量在於它能打动人。

我问他，是否有可能有更多明星愿意在七一走上街头？他说，「他们害怕吧。而我也害怕，害怕有天入关时被拒绝。但一面怕，一面想，该做的事情还是要作。尤其上街游行是香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没有做犯法的事。所以必须捍卫这个权利。」

没有比这更真诚而犀利的观点。许多人都担心得罪政府而不愿在政治上表態。问题是，摇滚的精神不就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吗？我们如何能放弃良知与勇气呢？

摇滚乐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吗？我跟黄耀明都相信音乐具有深刻的力量，可以影响人们的理念与思想。但若只是歌唱，世界並不会自动改变；要推动世界前进，音乐之外，我们还必须行动，要站出来投票，要牵手上街。

(原文刊登于香港信报与上海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