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李敖大师在香港书展演讲，虽然次日新闻报导没有同日林青霞演讲火，但仍引起热烈关注。
在这场题为「中国知识份子的走向」的演讲中，基本以香港发展为主，但也论及大陆与台湾的政治。但李敖的谈话不但基本事实诸多争议，论证逻辑也缺乏说服力。

首先是理论问题。李敖认为两党制不一定是真民主，一党制也未必不好。前者的例子是美国国会两党都一致通过决议攻打伊拉克，而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后者的例子是新加坡没贪污。
两党制与一党制是否民主，或者哪种制度更製造贪污，是一个可严肃争辩的问题，但应该是建立在严格的论证逻辑或者更多经验资料，而不是随便举两个例子来反驳。民主当然不等于两党制，但真实的两党制起码有权力制衡与监督，不会让掌有政治权力者独大。尤其在腐败问题上，这种制衡有利于抑制贪污；起码在政治竞争的过程中，政客们会彼此揭疮疤。新加坡的良治是一个重要例外，但这涉及其他历史和制度性原因，不能用来否定专制与贪污之关连的一般性关係。

在这个一党制不会更容易产生贪腐的说法中，李大师更以中国为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现象，你们觉得忧心吗？我一点都不忧心。为什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年的财产是两千兆，贪污是五千万。整个比起来，是千分之三。千分之三算不了什麽。」五千万这个数字，可能连中南海都会不好意思。
关于香港，李敖说他原本希望香港在九七后会留下一个英国式民主，但现在香港政治开始乱了，他认为他们不应该去争民主，尤其是台湾式的民主，而应该先把经济搞起来。

这话乍听起来也许不少人会同意。然而，现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很大一部份就是过去一昧追求经济发展的恶果。香港现在是先进经济体制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严重的地产霸权也让市民深为不满，而政治体制内的功能组别又在制度上确保了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所以这几年香港人追求民主、呼吁废除功能组别，就是为了矫正过去经济发展主义的偏差，希望建立一个比较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八零后青年们的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

更遑论，民主和自我治理本身也是重要价值。所以，不是香港人不想搞经济，而是他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基本价值。

李敖又说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是离台北越来越近，而离伦敦越来越远。问题是，这两者除了其所说的台湾立委比较不文明外，到底有什麽重大差别？台湾政客的素质不佳，当然是民主的一个瑕疵，但却可能是台湾民主实践诸多问题中比较次要的问题；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是如金权政治严重，公民参与不足等等。如果只是看到香港议会开始有一些脱序行为，就说这是台式民主，这恐怕只是是肤浅的评论。而且，不论台湾民主和英国有什麽制度上的差异（如宪政体制），起码他们有民主的基本要素：有基本的公民权，有各种渠道表达政治意见，并且可以决定政治领袖。

李大师可能要想的再稍微深一点，香港在回归后没有走向英国式民主，到底是因为什麽？是谁不让他们发展民主？为什麽民主派议员要在议会中丢东西？为什麽年轻人要上街包围立法会？问题当然在于香港政府背后更高的权力。但这恐怕是李大师不愿触碰的关键问题。

李大师的演讲最后，其实已经把他的底线说出来了。他建议大家不要做屈原、不要作殷海光、不要与北京作对，而是要拥抱共产党，要与他和好，劝他改善。我们尊重大师的选择，也尊重各种体制内外改革者的努力。然而，这可能不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