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可以"推"动革命吗-张铁志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我总是说，如果你要解放一个社会，就给他们网路。」埃及的网路英雄工寧(Wael Ghonim)这么说

但，突尼斯与埃及的政治变迁真的是一场「推特革命」或者「脸书革命」吗？这个问题延伸出的理论问题是，网路，尤其是社交媒体，是有利於「人民」还是统治者？

这个问题今年在西方引起一场大论战。

去年十月，美国知名作家葛拉威尔(Malcom Gladwell）在纽约客杂誌　(New Yorker)写了一篇长文「小改变」，质疑推特等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可以「推」动政治革命或社会运动。就在这场知识的辩论不断延烧中，今年初突然爆发了从突尼西亚到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现实正检验著这些理论。

肯定社交媒体作用的学者如今年一月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季刊的封面文章「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其主要观点是，一方面社交媒体可以促进哈伯马斯所谈的公共领域（如同之前的印刷媒体），因而有利於民主化；另方面社交媒体在人们的抗议行动中扮演关键协调角色，尤其可以形成一种「共享意识」，让参与者了解彼此的想法与处境，因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

谷歌的执行长史密特(Eric Schmit)去年也在外交事务季刊为文说，社交媒体確实是有利於人民，因为相对於网站是一对多，社交媒体是多对多，所以每个个人的权力增加了，世界上的权力因此是更分散的。

否定者则主要有两种立场：无效论和有害论。无效论代表如葛拉威尔认为所谓「推特革命」、「脸书革命」乃是言过其实，是夸大了社交媒体的作用。他说，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狂热崇拜让人们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行动主义，如五、六零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

他强调高风险的行动主义是一种「强联繫」现象，但社交媒体的平台却是围绕著「弱联繫」建立的。「在创新扩散、跨学科合作、匹配买卖双方、和处理与约会相关的琐事上，社交媒体都能完成得相当漂亮。但是，弱联繫却极少能形成导向高风险的行动主义。」脸书上的运动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激励他们去做一些还不足以做出真实牺牲的事。此外，传统行动主义依赖层级化的组织，而社交媒体无法提供这种层级性的协调，所以很难在社会运动或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

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新书「网路幻影：网路自由的黑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反对那种相信网路　本质上是民主的、是有利於被压迫者对抗专制的「科技乌托邦主义」。作者摩洛所夫(Evgeny Morozov)认为，网路可能更有利执政者的统　治技术，让政府可以利用网路传播主导价值，可以监控、逮捕人民。因此，网路不但不有利於民主革命，更可能会阻止革命出现。

问题是，这场大辩论中的许多爭议其实是稻草人。例如反对者质疑革命不能被推特「推」出来，但肯定者从未说推特本身可以引起人们的愤怒或点燃革命，社交媒体至多只是一种工具。也有人质疑，革命並不是在「线上」发生的，而是在「线下」的实体世界；但是这个线上/线下的区分过於粗糙，因为也从没人说只在线上的网路世界就可以推动革命。我们该问的关键问题是，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或是威权体制下的反抗运动的贡献与限制为何？

葛拉威尔那篇广为討论的文章其论证有很大问题。一方面，正如外交季刊的文章所强调：「社交网络確实不会让不愿献身的团体採取政治行动，但是却能让有信念的团体採取新的策略。」再者，在许多威权国家，网民的政治行动是要付出被关闭或被逮捕的政治代价，而不是葛拉威尔所说的「低风险」。当葛拉威尔二月在部落格上发文说：「在脸书被发明前，人们就起身抗议並且搞垮政府。他们在网路出现前就这么做了」，他忽视了他所说得这个事实並不能否定在这个网路时代，社交媒体可能扮演的作用。这是逻辑的谬误。

至於摩洛所夫所说「网路自由的黑暗面」当然没有错，但显然说得过头了。在埃及的例子中，人权工作者、律师、部落客多年来早已透过网路传播资讯、集体討论、策划集会等等。在中国，网路的影响纵使有许多限制，但还是毋庸置疑的。

无论如何，称呼这些革命是一场「推特」或「脸书」革命只是媒体吸眼球的夸大標题，因为不论是不满的起源，或者动员的过程，都比这个现象更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政治和社会运动，推特、脸书、微博的社交媒体都將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原文刊登於南都週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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