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我和台湾一群文化界人士来到台湾中部彰化的大片海岸溼地。政府预计在此地建立一个大型的石化工厂区，这不仅会让整片溼地消失、严重污染这片鱼米之乡（彰化是台湾重要的稻米和疏果生產地），更会造成恶劣的空气污染。

在此之前，学生和环保团体早已不断抗议，也有一千多名学界连署反对。比较特別的是，因为政府预计以每平方米一百台幣的价格把这块土地卖给財团，所以环保团体以「国民信託」概念，用每平方米119元台幣的价格发动全民认股买下溼地，以拯救白海豚的生態环境。不到一百天，累积近35,000人，总计超过150万股的认股数，將近1亿8千多万元。购买者从家庭主妇到小学生，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力量。

而这次在前辈诗人吴晟號召下，由我和几位作家与环保团体一起合作，邀请许多作家、音乐界、电影导演，亲自来到这片美丽珍贵的溼地，希望他们在这里得到感动后，创作出更多动人作品，影响更多人。

这是台湾的新公民运动。

台湾的社会力从七零年代开始从长久的高压统治下解放，当时虽然出现许多新的文化气象，也有政治反对运动的初步组织化，但是所有组织结社都还在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民眾也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要到八零年代，民眾才起来爭取他们被侵犯的权利：劳工爭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消费者爭取吃到不受污染的食品，地方草根社区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另一方面，各社会群体也要求挣脱国家的管制，追寻自主空间。1987年解严之后，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更为增加，不论是校园、农民、妇女和原住民等等。

那是一个燃烧的「抗爭性民间社会」。在此用「民间社会」，一方面这是当时对「civil scoiety」的普遍翻译，而这个翻译也反应了那个时　空的社会现实：亦即「民间」社会是要反抗威权国家，是和国家的二元对立。

到了九零年代，一个对抗性的「民间社会」逐渐转变为一个「公民社会」。 因为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崩解，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一步步建造起来，所以对抗性减低。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也不只是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爭──当然这些都很关键，而还必须要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品质等等。

所以，如果在「民间社会」时期，民眾是要求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如不再控制媒体、工会、校园等；在「公民社会」时期，则是要求国家介入，如媒体改革和社会福利。前者是反抗性的；后者则是民眾的自我组织，社会和国家关係的重构，並寻求一个多元思辨的丰盛公共领域。

然而，这个改变並不代表传统的议题和抗爭剧码就从此消失了。立法院和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的喧囂与黄色的布条。不过，在八零年代获得新公民身份的人们確实开发出不同方式去持续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或者政治想像。

一个属於后解严时期的新公民运动是至今蔚为风潮的社区运动。

在过去，社区只是党国体制由下而上控制的分类，所以社区运动是把他们的主体性召唤出来，去让他们成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打造社区想像的公民。

在1987年六月，台湾嘉义县新港乡新港的医生陈锦煌邀请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来嘉义公演，並鼓吹小镇不要脱衣舞文化，而应寻找失落的文化传承。十月，「新港文教基金会」成立，开始从事地方文史调查、推动社区文化活动、村里环境美化。这些活动成为后来社区运动的重要原型。

另一种社区运动的原型是在抵抗中建立社区意识，如高雄县美浓。一群返乡的知识份子在九零年代初成立「美浓爱乡协进会」，主要为了反对政府在美浓兴建水库的计画。他们组织社区居民，对地方生態环境进进行调查，举办在地的艺术节。根基於美浓反水库运动所诞生的民谣乐队「交工」更成为台湾音乐地图上最优秀的一支乐队。

在这两个个案之外，还有几个脉络推动这个趋势。一个是八零年代末的社运风潮中，一批推动社区改造运动的学者开始论述空间的政治性，关注都市空间如何可以更为市民所用、更照顾到弱势群体。其次是李登辉於1992年提出了所谓「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次年1时任文建会副主委的陈其南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方向，把这个抽象的「生命共同体」落实到每个人的「社区共同体」。这个政府资源的投注开启了台湾的社区运动浪潮。

而后，1994年，台湾出现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改革者们接著思考如何把公民教育带入早已离开学校的一般民眾，如何让知识与行动进入草根社区。因此他们开始推动「社区大学」运动。1997年主导者台大教授黄武雄提出「我们要办什么样的社区大学？」，强调「知识解放」。

1998年，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在台北市文山区成立，清楚揭示「打开公共领域，发展民脉，进行社会內在反省，培养批判思考能力。」1999年成立由黄武雄教授催生的永和社大，也是知名的社大，至今每学期平均註册两千多人，每週六更举行公共论坛让学员免费参加。到今日，全台湾有上百所社区大学，不少社大干部也是NGO的积极参与者，在基层社区散播公民意识的种子。（但不可否认，许多社区大学仍是传统的技艺性、实用性方向。）

除了这种从民间社会到公民社会时期的公民运动，还有传统议题的新实践，以及属於后解严时期的全新议题。

例如农村运动看似是一个老旧的议题，但却是这两年吸引最多年轻人参与的社会运动。

过去几年，台湾社会重新反思传统农村与农业的价值，有人因为重视「慢活」或是「有机饮食」，有人是思考粮食安全，也有人想要寻找更简单纯朴的生活，所以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乡去耕耘社区，或者回到农村去用新的包装和行销方式（如网路购买）来推销农產品。在台湾各地也成立了几个农业市集，让生產者直接在城市与中產阶级消费者接触。

2008年底，台湾立法院一读通过「农村再生条例」，欠缺对农业发展的长远思考，只是让农村土地更迅速商品化，引发民间强烈反对。09年一群社区工作者、农村子弟和学者组成「台湾农村阵线」，针对「农村再生条例」，开始进行立法游说与草根组织，希望唤起社会重新思考农村角色与农业发展。

和以往的NGO不同，「农阵」是组织上相对鬆散的，也没有专属办公室，主要是透过网络串连，但是他们却展现惊人的能量。从09年到2010年，出现一连串政府为了建立工业或科技园区而向农村徵地的爭议，台湾农村阵线都扮演抗爭先锋。他们也在过去两年举办「夏耘」学生营队，让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访问调查，去年夏天有一百多名学生参加。

如果这是老议题的新面貌，另外一个势力逐渐壮大的新议题就是同志运动。

在八零年代的「抗爭型民间社会」，同志运动还未出现。到了民主化时期的九零年代中期，认同政治开始越来越耀眼，各种关於情慾、酷儿(queer)的论述也开始丰富起来。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同志议题初次在政治场域现身。

2003年，仿效国外经验，同志团体在台北市举行了同志大游行。歷年主题分別为「看见同性恋」、「唤起公民意识」、「同心协力101」、「一同去家游」、「彩虹有够力」、「骄傲向前行」、「同志爱很大」，主要是以爭取同志尊严和公民权为主。去年由於游行正好是在台湾五都选举（包括台北市长和市议员选举）前夕，所以是以「投同志政策一票」为主要诉求。具体主张包括：「拒绝政客消费，同志政治力出柜」、「重视多元家庭，保障同居伴侣权益」、「反对歧视性政策，边缘结盟发声」等。

大游行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和其他所有游行不同，同志大游行特別的热闹、华丽，而且越来越多主流明星参与，如去年在游行最后的晚会是由深受同志欢迎的张惠妹来演唱。

逐年盛大的同志运动，成为台湾公民运动中的一道美丽彩虹。

在这些运动之外，还有各种「微力量」，或者用最近一本新书的说法「小革命」，在各个不同角落推动社会变迁，这些新运动不只是只是针对公共政策，也针对日常生活的改造，试图让各种弱势的主题可以获得平等与尊严。

例如成立於2003年南洋台湾姊妹会，是已关注东南亚的外籍配偶为目標的NGO。这个组织的起源是1995年在高雄美浓爱乡协进会成立的「外籍新娘识字班」，而后他们希望扩大去解决外籍配偶在台湾的各种困境，不论是法令上、社会歧视和社会沟通等各方面。所以他们一方面进行组织培力，包括成立南洋姊妹剧团，去让姊妹们演出他们的故事；另方面也积极推动修改关於外籍配偶的法令如移民法，以让他们真正享有作为台湾公民的权益与尊严。

虽然有新型態的社会运动、公民运动，但是在八十年代缠绕台湾社会的根本议题还是存在著。例如文章开头所说的政府不惜破坏生態环境而推动石化业开发案，或者二十多年的反核运动在最近日本核灾后风云再起。

这场反国光石化运动就是一个结合新旧公民运动型態的重要运动。民间研擬政策，进行草根组织，走上街头抗议，但他们也开发出更多的新想像、更有创意的行动，动员机制更依赖网路，但他们和三十年前人们的愤怒依然相同，並且目標也依然相同：去抵抗国家与財团不当的开发案，並且去深化公民的民主实践。

这是不论新旧公民运动都共享的精神。

（南都周刊 201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