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八零后青年的社会运动-张铁志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在香港，过去这两年八零后青年的社会运动成为重要社会现象。他们反对建立香港到深圳的高铁、保卫这条高铁经过的农村菜园村，几千人包围立法会，几十人下跪苦行，希望唤起社会关注。这些冲撞与反抗震惊香港社会，让学者和媒体纷纷寻找各种解释，为何原本以为比较自利、冷漠的新一代，竟然掀起香港社会的巨大骚动。

这个八零后/七年级生现象也正在台湾发生。

八零年代时，随着整个社会力的解放，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开始冲撞体制，校园中也出现学生去争取学生权益，或者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到1990年三月在中正纪念堂的野百合运动为最高潮。此后，大规模学运逐渐退去，许多人开始说学运已死。

到了两千年后以后，当这些成长到二十岁的八零后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说他们是不能承受压力「草莓族」，或者说是不行动只会在网上发牢骚的网民，说他们更现实、功利，不重视严肃的思考。

这个说法有事实也有迷思。

首先，在九零年代，随着台湾政治上在九零年代逐渐建立起形式民主，早期反体制社会运的日益制度化与专业化、以及全球化浪潮下新自由主义的时代精神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大支配力，八零年代大规模的反抗风潮似乎只成为浪漫乡愁。以往，反对者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认为是长期执政的国民党的罪恶，但现在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抗议的对象不再如此简单，问题更为复杂，但这当然不代表社会矛盾真的减少，而是需要更深刻的反省与思考。

再者，这个青年世代的确在某程度上比二十年前更轻盈，但这不是专属于这个世代青年人的特质，而是当前整个台湾公共领域的病症，是台湾的公共领域，尤其媒体，日益苍白贫乏，八卦娱乐化。我们必须自问：现在台湾主要媒体提供多少思辨养分给年轻人？当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缺乏历史感时，主流媒体又有什麽历史感？二十年前虽然资讯相对稀少，但是有更多深刻讨论问题的报纸版面和思想性杂志。

当然，这是一个网路时代，因而主流公共领域之外存在更多另类的公共领域，让有心的年轻人更能接触到广泛而深刻的资讯与知识。这也使得上述的结构性困境有了一个出口。

而事实上，从所谓「学运已死」后的九零年代初期至今，校园中从来不乏关心或从事校园改革或社会实践的学生。而从六七年前开始（也正是网路开始普遍时），更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动主义」青年世代：先是有一批年轻人开始守护乐生疗养院的行动（这个疗养院是一个住了一批汉生病患并具有文化古蹟意义的场所，政府为了盖捷运要拆迁），令人意外地吸引大批年轻人参与，并逐形成一个行动网络。然后2008年底爆发「野草莓运动」，几百人从坐在行政院到在自由广场埋锅造饭，要求修改台湾过时保守的集会游行法。

此后这几年的社会运动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积极的年轻人投入，尤其是这几年火热的农村议题和环境议题，如反对农业再生条例对农业的伤海、反对中部科学园区对环境的破坏、反对国光石化工厂对环境与食物的污染等等，这批青年行动者已经成为这些运动的街头前锋，或是深耕社区的草根工作者。

例如在今年一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在台北的环境保护署外举办守夜抗争晚会。他们唱歌、演讲，并在晚会结束后就地举办分组环境论坛，谈着白海豚与湿地，谈着土地正义，谈着台湾的环境愿景，直到凌晨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睡去。一早他们醒来继续战斗，和彰化来的阿公阿嬷们，一起关心环保署内正在进行的国光石化的第四次专桉小组审查会议。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青年反国光石化联盟」，就是一群以八零后为主的年轻人。组织者当中当然也有不少NGO干部与学者，但是这个近年来最重大的环保运动确实是由一批年轻人主导、参与。

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这几年台湾公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既有的社运团体和NGO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行动主力，学生大多只是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但这几年这些大多不属于特定社运团体的年轻人，却在这些重大议题上扮演了与既有的NGO携手并进的角色。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网路的兴起，让这群年轻人可以透过网路连结起来，并进而产生行动，而不用像以往必须依靠NGO团体作为主要协调的组织机制。

这是台湾新青年对社会的刺激。即将在四月初来台湾和大陆演出的伟大歌手包布狄伦，曾在六零年代上半期有一首歌曲「时代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成为那个时代青年运动的经典歌曲　，而如今听来竟是如此贴切：

「政客们，请注意人们的呐喊/不要在阻挡在路上……一场战争正在外面进行/愤怒地进行/并且将撼动你们的窗和牆/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父母们，不要批评你不瞭解的东西/你的儿女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帮忙，那就不要成为变迁的阻碍……

（南都周刊专栏2011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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