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国庆是应该死不瞑目的。

多年来，这个草率的判决过程一直被质疑。去年，监察院提出报告，对当时调查和审判程序提出诸多质疑；隨后台湾最高检查署重新调查本案。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警方逮捕另一嫌疑犯许荣洲，嫌犯坦承犯案，社会舆论哗然。毕竟，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在十四年前看著一个二十一岁青年被国家错杀。

两个月前的去年十一月，台湾最著名的死刑犯苏建和等三人在经过十九年以来的多次审判后，终於再次被判无罪。他们在1991年被控犯下一起夫妇凶杀命案，被判处死刑。但全案自始至终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三人涉案。检方唯一的证据就是自白书──但这份自白是警方刑求得来的。他们成为台湾司法人权的指標性案件。十九年来他们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牢里，生活不断的审判和上诉的死亡恶梦中。

巧的是，就在十一月，刚退休的美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斯(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公开批评死刑。1976年，在加入最高法院后　几个月后，他支持各州恢復已经暂停四年的死刑。因为他相信如果有適当的程序，就可以確保「公平、理性和一致的死刑刑罚」。但经过三十年的实务经验，他原先的信念被打破了。他说，由於法院人事的更迭加上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已经造成美国的死刑制度　充满了种族主义、政治考量和一种歇斯底里。

2008年时，史蒂文生就在判决中表示死刑是违宪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八条「残酷不人道的刑罚」），但他没有明说理由。直到他在2010年於「纽约书评」评论一本关於死刑的书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时，写了篇长文阐明自己的观点。　他说，法院逐步废除了许多保障死刑犯可以被公平审判的程序，且在判决时並没有观照在死刑判决背后隱藏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尤其忽视在判决中的政治因素。

史蒂芬斯大法官不是第一个对以前支持死刑表示后悔的美国大法官。布来克蒙(Harry Blackmum)与包威尔(Justice Lewis F. Powell)两位大法　官在退休后都表示支持废除死刑，因为在他们数十年的经验中，都发现从美国的司法实务上，死刑判决是不可能出现原先所设想的严谨、週延和公平的理想程序。

换言之，死刑问题对他们来说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而是现实中不可能被正义地实践。毕竟司法体系乃是镶嵌於特定的社会脉络（因而隱含著种族或是阶级偏差），且必然脱离不了政治因素，更不要说由於人的智慧有限，容易导致误判。

台湾最近也出版了一本新书「杀戮的艰难」，用兼具理性与感性、故事与论述的文字来討论死刑。作者也说到「可疑的审判品质，动輒喊杀的舆论，薄弱的公设人辩护制度……不反对死刑或许还有道理，但不反对台湾的死刑，那才真是罔顾台湾的现实，「太过理想」了。」

然而，面对江国庆的无辜冤死案，台湾媒体和支持死刑者关注的是如何惩处当年相关人员，然后等著判处这个新的嫌疑犯另一个死刑，而不是去反省死刑制度必然的无能与错误。

在苏建和三人的生和江国庆的死之后，显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死刑制度，以免下一个江国庆的血再次流出。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