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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的蓝色骨头

2008年五月在北京的星光现场,一週前刚发生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成千上万的人在死去。今晚在这里举行一场摇滚乐的賑灾义演:中国知名摇滚音乐人许巍、汪峰、子曰、艾敬、和崔健等都参与演出。(在五一二后的头几天,各娱乐场所都取消演出。)
 
过去这一週的中国当然是悲痛的。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到年轻人自发地游行,高喊中国加油、四川加油。演唱会现场当然也是悲伤而激愤的。汪峰唱起了一首「我爱你中国」,双脚跪在地上,激情地唱著: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有意或无意之间,同胞的伤痛被转移成对祖国的爱,以及对国家和执政党更崇高的正当性。
我身旁的知名乐评人朋友表示非常噁心。
 
压轴演出的是崔健。那是我听他音二十年来,第一次能够看他现场演出。崔健一向是摇滚形象,他的愤怒、批判性,与体制的一度抗衡,確实是摇滚的最高標竿。我非常兴奋,但又担心在这样的场合,他是否会同样滥情与媚俗,毁掉我对他的尊敬。
 
在唱了几首自己的歌后,崔健说,他写了一首歌特別適合送给汶川灾民,这首歌叫做「光的背面」。然后他说了几句我们跟汶川人站在一起之类的话。
 
我鬆了一口气,並且更为佩服起他。「光的背面」是多么適切而诗意的比喻啊,毕竟彼时还有许多人被压在瓦砾之中等待救援。他们在光的背面艰辛的生存著。而老崔表达的是对汶川人的情感,不是祖国母亲。
今年春晚首次邀请崔健,引起巨大討论与关注:崔健会上春晚吗?崔健上春晚是不是对摇滚精神的背叛?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可以进入体制中吗?然后,据称因为春晚拒绝崔健唱「一无所有」,所以这个摇滚
老炮决定不上春晚。
 
崔健最终证明了他依然是崔健。
 
从诞生之初,摇滚就被建立起反叛与反体制的伟大神话,但实际上,摇滚乐一直是属於音乐工业的一环,而摇滚的反叛形象甚至常常是更有利於消费市场的商品標籤。但摇滚的反叛神话確实也鼓励著一代代青年去对抗主流价值,思考社会矛盾,甚至起身参与社会运动。不论是Bob Dylan的反战歌曲,约翰列儂的「Imagine」,朋客音乐的街头暴动,或者从崔健到左小祖咒如利刀般切入中国土地上的脓疮。
 
摇滚固然是体制的一环,但是摇滚作为一个理想与尺度也让人们得以去评价不同以摇滚为名的艺术家距离神话有多远。因为相比於流行乐,摇滚乐自认,或者被认为,是比较诚实而不媚俗的:摇滚不是远离市场,但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创作,不会为了进入体制而牺牲自己的原则。所以当一个地下摇滚人进入主流音乐工业或者主流节目时,人们会问:他是否依然会坚持做自己想做的音乐,说自己想说的话?被体制收编,不是指和体制扯上关係,而是他被体制「噤声」,成为体制的奴隶。
 
在中国的环境下,一个具有独立或摇滚精神的音乐人当然特別不容易,一方面是政治管制,另方面是巨大的金钱诱惑,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激动人心的爱国民族主义。这三者,都可能让摇滚或任何艺术丧失最重要的质素:批判性的反思。
 
而春晚,就是这三者的超级结合体:你上了节目是赚得了商业利益,失去了言论自由,並且为祖国母亲画上美丽浓妆。
(今年关於春晚最火的一句话不就是歌手王芳在微博上的这段:「那些侮辱自己祖国的人,请先看看你们自己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我就是个丫头片子,也许是你们说的工具。无论什么情况,爱祖国爱民族不会错。一个孩子,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猛踹他妈妈,说长得不漂亮或者举止不得体,合適吗?更何况,妈妈在改。我的名字是妈妈取的,她说不为多好听,就因为感动。」)
 
音乐与文化评论人张晓舟说崔健是主张理性爱国主义,但至少,老崔的爱国主义至今还是理性的,我们看见他仍然在思考,他看到並且愿意谈论中国当下的种种问题。他不会唱「我爱你中国」。二月初在纽约宣传他的新电影「蓝色骨头」,他说「其实文革还没有过去,只要天安门上还掛著毛主席像,我们都还是同一代人。」
 
而在和这部电影的同名歌曲中,他唱著: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只有扭曲一下我自己 抬头看看上面/原来是少有的一片蓝蓝的天空红色已经把鲜血污染了/真不知血和心到底哪个是热的/阳光和灯光同时照著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 要么我选择墮落。」
 
在座谈会中,他被问到对现代中国社会现象的感受,他的回答是「张著金牙,还唱『一无所有』」。
 
 
(新世纪周刊201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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